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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中国已成为不灵活的劳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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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尚进  来源:新浪财经  阅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金羊毛工作坊”,文章:魏尚进:中国已成为不灵活的劳动市场

        来源:新浪财经

       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亚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出席并发言。他表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不灵活一个劳动市场,不像巴西和印度。巴西和印度劳工市场经常会受到负面冲击等等。其实中国劳工市场跟法国劳工市场一样僵死,各个层面都是。

        以下为演讲实录:

        魏尚进:灵活度是很重要的。在美国,他这个危机是自找的。一方面房地产贷款、抵押贷款发的太多了,发给那些不够资质的人。而另一方面监管太松,故意放松监管,使得问题后来出现了。你要首先解决金融行业的问题,否则灵活度本身并不是解决方案。王洪章董事长刚才说到了国家的大小和韧性是有关系的。没错,一个大的国家的确给你更多优势,因为你的经济可能更多元化,而不像有些国家那么单一。

        从这个方面来讲,大国是好的,而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我是在中国长大的,人们过去经常说大国有一些劣势。比如人家说为什么新加坡、中国香港比中国大陆做更好,人家说这些国家是小国家与地区。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么灵活。小国灵活是好处,而大国体量比较大,比较难转型。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负增长,中国没有。

        当全球08年出现危机的时候,大多数国家也经历了衰退,而中国也没有。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01年12月份,加入WTO之前的那些年之前,很多国内、很多美国的研究都预计说中国很多行业,包括农业、金融行业等等都会消失。但是中国的韧性在那些年中也体现了我们不光光是大,我们的政策很重要,尤其是08年危机我们政策很重要。同样中国的灵活度也促成了这些行业没有垮掉。

        加入WTO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比如美国贸易协调员说我们要加入WTO,WTO可以帮助在美国种更多的苹果,就是说中国的苹果行业要垮掉了。但是后来中国得到调整。在金融行业,人们觉得中国肯定是外商竞争等等,中国金融行业肯定要垮掉。但是你看到王洪章董事长做得挺好。再加上劳工市场的灵活度,中国以前是劳工市场最灵活的国家,但是自08年后,中国丧失了一点灵活性。

        大家看劳工市场灵活度指标,你会发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不灵活一个劳动市场,不像巴西和印度。巴西和印度劳工市场经常会受到负面冲击等等。其实中国劳工市场跟法国劳工市场一样僵死,各个层面都是。三个层面上中国丧失了劳工市场的灵活度。中国搞了一些改革,中国需要再进行改革才能更平缓度过未来可能面临的冲击。

        我举三个例子。第一,社保。大家曾经讨论过政府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是不容易的。社保费用缴的非常高,大概占40%,比澳大利亚高很多。比大多数OECD国家都高。而且中国有点拔苗助长了。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劳动合同法。二次固定期限后,必须给员工提供无限期合同。也许法国也是这样的做法。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方面,很多雇主对此有抱怨。以前实施的不是很好,雇主根本不会遵守。但是08年劳动合同法通过后,实施力度加强了。实施劳动合同法,公司的成本就提高了。当然我认为对中国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我想说清楚的是,劳动合同法有他的益处,比如法律讲到对基本工人保障的权利,雇主不能把他们身份证扣下来,不能欠薪,这都是非常好的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

        但是在有些地方,劳动合同法走的太快了。我的意思是当经济情况不错的时候,劳动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问题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出现冲击,你要调整了。可能有些部门要扩张、有些部门要萎缩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困难了。我几年前一直讲这个问题,没有人听,但是最近中国财长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在互联网上批评新的劳动合同法。大家说他不重视工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不是这样的。

        文章:人口系列专题之一:人口周期与中国趋势增长率

        作者:?郭磊 (方正证券(7.8200.000.00%)首席宏观分析师 ?博士 )卢亮亮 (方正证券宏观研究员 ? ?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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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全球案例都显示经济增速与劳动力人口增速显著正相关。从世界各国经济经验数据来看,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是快速扩张的人口规模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无论是对于类似中国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还是人口结构稳定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一相关性均比较稳定。不要怀疑人口红利度过之前和度过之后会有什么显著不同。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与中国接近,这些国家数据显示,人口结构年轻化阶段劳动力增长和经济增长趋于一致;而美国、韩国和日本等人口结构稳定的发达国家数据同样显示,其经济增速依旧与劳动力增速呈现出基本同步变化的走势。

        也不要怀疑国民收入差别会带来规律失效。我们把200多个国家的数据按收入分组,无论通过一般线性回归还是面板数据回归处理,其显示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敏感度最高;中低收入国家次之,但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弹性变化已不是太大,“适龄人口”增速决定经济增长几乎是一条黄金定律。近年来中国老龄人口急速上升,2014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稳定劳动力供给日益重要,二孩生育此时放开适逢其时。

        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将在2030年之后集中显现,在此之前劳动力增速下降趋势不变。五中全会后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放开,在三种不同生育意愿情形假设下我们测算中国二孩4年新增数将在上下限2000万和5200万之间。但新生儿红利仅处在短期消费端,无法形成现实劳动力,亦无法改变劳动力增速下降的趋势。劳动力增速将继续下降,直至2030年前后出现反弹,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40岁,并稳定在40岁上下。

        根据劳动力增速曲线,中国经济趋势增长率在长周期中仍将震荡下行,2019年和2029年是经济趋势下行的阶段性低点。我们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去推演二胎婴儿潮形成红利之前的劳动力变化。根据我们模拟的劳动力增长曲线,中国的劳动力增速将继续下滑,并在2019年和2029年出现阶段性的低点。这一曲线对应的GDP增长轨迹是本轮经济下行将至2019年前后,经历2年左右的短暂回升后再度趋势性下行。结合GDP增长对劳动人口变化的敏感系数,我们的模型测算中国GDP增速在2029年将达到低点的4.4%。

        报告正文

        1 中国劳动力人口结构变化

        1.1 总体结构

        我国劳动力市场近十几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其中有国家政策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规律客观条件的原因,当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影响。

        首先,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和分析已经屡见不鲜,足以说明这是个不可能再回避的问题。由表3-1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劳动人口逐年增加,但是在2004年之后,劳动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逐渐下降,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每一个工作者将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这些压力包括父母赡养、孩子抚养、生活费、交通费等等。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国家已经出台了适当开放二胎的政策,希望能够在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老龄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其次,我国十几年来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比例都在逐年减少,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数和比例都在增加,而且比例的增长率很接近,也很平稳。这说明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趋势很明显,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己经是不争的实施,而且该趋势很稳定。

        1.2 年龄结构

        我国三次产业平均年龄的变化趋势基本和全部劳动力平均年龄变化趋势一致。虽然会受到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普遍影响,理论上会导致各行业从业者平均年龄增长,但是各个产业之间的波动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规律,且有些产业反而有惊于老龄化的趋势。

        我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十年间增长了2岁,但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平均年龄却没有太大变化,第一产业则增长了3岁有余。这说明,有更多的年轻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不选择在家从事农业劳动。

        就业思想的转变和科技的发展,使更多的农村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寻找更佳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第一产业更多的会由留守的老人进行生产,而非青壮年。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于源源不断的新鲜劳动力的输入一直保持着合理的资源更新,劳动年龄也保持在稳定的水平。

        2 劳动力增长与经济增长:整体规律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劳动力(15—64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国家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有着快速扩张的人口规模。而在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增速下滑时期,很多国家也开始步入低速经济增长阶段。

        根据1956年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阶段。在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老龄化社会的判断标准是老龄人口超过10%。

        按照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指标排序,把所有国家划分成3个组合。根据上述标准,第一个和第三个组合分别称为“年轻”国家和“老龄”国家。 对于中国而言,2014年前中国仍处于第2个组合中,即人口年龄相对年轻,但是由于老龄人口的急剧上升,2014年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国家组合。

        “年轻”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比较小,劳动人口增速更快,即使在2007年之后增速下行,依然保持在3%以上;而“老龄”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速在2007年前稳定在1%左右,之后劳动力增速骤然下滑,在2014年勉强维持在0.02%,人口红利消失殆尽。在这两个国家组合中,年轻国家在劳动人口不断上升的环境中,经济增长持续上行,相反老龄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3 劳动力增长与经济增长:国际经验

        为了更准确地预测中国未来GDP的增长趋势,我们将从人口结构角度考察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增长与经济增长情况。

        首先,我们选取了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的,同时也是人口大国的印度、印尼和巴西。印度的人口规模仅次于中国,达到12亿,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7岁。印度劳动力增速长期保持在20%以上,并且在2000年以后,劳动力年均增速达到0.5%左右。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以后,印度GDP年均增速保持在7%上下,并逐渐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新兴国家。考虑到印度25岁以下的年轻人规模接近6.1亿(印度总人口的一半),IMF和世界银行均认为凭借着巨大的人口优势印度经济增速在未来的1到2年内会超过中国。

        印尼的人口规模在2014年已经达到2.4亿,排名世界第4;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岁,人口结构较为年轻。自1970年以后,印尼劳动力年均增速长期保持在0.2%以上,经济增速也维持在5%—10%之间的高水平。在1980年-2002年间,印尼劳动力年均增速达到0.6%以上,经济增速也处于最快时期,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4%。

        巴西的人口规模为1.99亿,排名世界第5;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2岁,处于人口年轻化的尾部时期。在1968年-2012年间,巴西劳动力年均增速保持在0.4%以上,最高达到0.84%,在此期间经济增速平均达到4.5%。从趋势来看,巴西劳动力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保持一致。

        印度、印尼和巴西的人口规模与中国接近,人口结构和中国2005年前类似。从发展经验来看,在人口结构年轻的时期,劳动力增长和经济增长趋于一致。那么当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后,劳动力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变化?考虑到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6岁,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人口结构即将或者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我们选择了美国、韩国和日本作为对比国家。美国人口规模为3.1亿,排名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8岁,与中国相差不大。美国在1975年前,劳动力增速较快,平均达到0.47%,经济增速平均达到3.8%。在1975年—1995年,美国劳动力增速持续下滑,并在1991年达到低点-0.12%,此期间内经济平均增速下滑至3%。在1995年后,美国劳动力增速和经济增速基本同步变化。

        韩国人口规模虽然较小,但和中国一样,同处东亚地区,也曾依靠外需导向型发展方式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韩国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1岁,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从整个发展历史来看,韩国劳动力增速和经济增速变化基本一致。在韩国经济增长最快时期,劳动力增速处于高值(大于1%),而自1985年后,韩国劳动力增速和经济增速同步下滑。

        日本当前人口年龄中位数已经达到47岁,处于老龄化阶段。在1975-1989年,日本劳动力年均增速稳步提高,经济增速同步提高。而自1989年后(当时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7岁),日本劳动力增速开始加速下滑,在1996年后开始了持续近20年的负增长。同期,日本经济增速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并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急剧下降的劳动增长将日本经济拉进了近20年的低增长周期。

        最后,考察欧盟劳动力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在1995年欧盟GDP规模为17.5万亿欧元,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6岁(在2014年中国GDP规模为10.4万亿美元,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6岁)。在1995年后,欧盟劳动力增长和GDP增长变化较为同步,在劳动力增速较快的时期(2002-2008年),欧盟经济增速水平较高,而在劳动力增速剧烈下滑时期(2008-2012年),欧盟经济增速水平较低。

        总体来看,无论是年龄结构年轻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和巴西),还是年龄结构踏入老龄化的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劳动力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4 劳动力规模增长与经济增长:收入结构

        我们把200多个国家按照人均收入的不同区分成四种类型的组合: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以及高收入国家。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我们分别用GDP增速对劳动人口增速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称之为GDP增长对劳动力增速的敏感程度,即劳动人口增速上升1%,GDP增速上升的幅度。

        可以看出,GDP增速对劳动力增速的敏感程度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敏感度最高;中低收入国家次之,高收入国家最低。但是,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敏感系数的变化已不是太大, “适龄人口”增速决定经济增长几乎是一条黄金定律。

        5 中国劳动力周期与中国经济增长

        快速的劳动力增长是中国经济在过去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中国劳动力增速持续下滑。一旦中国劳动力规模负增长成为现实,经济增长前景堪忧。按照联合国的老龄化社会定义,中国在2002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根据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定义,则中国在2014-2015年进入老龄社会。因此,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下降问题迫在眉睫。在老龄社会中,劳动力的额外供给无比珍贵。

        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中国自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那么,放开二孩是否改变中国的人口周期,提高中国劳动力增长速度,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空间?对此,我们有必要详细分析。

        在中国实施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劳动力增速进一步下降。在我们之前的报告中,一胎化政策使得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迅速上升,在2060年达到峰值47岁,人口红利完全消失;劳动力规模占比(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持续下滑,劳动力增速在2018年左右将降为0,随后开始出现长期的负增长。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全国放开二孩政策,未来低龄人口规模如何变化?我们设定了三种情形,即乐观情形(仅育一孩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最高,各年龄段加权意愿达到53%)、中性情形(二孩生育意愿为31%)和悲观情形(二孩生育意愿为20%)三种情况。

        放开二孩后,在乐观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占比将在2043年左右触底,随后开始上升,并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劳动力增速将率先出现反弹,并保持平均1%的增速;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40岁,并长期稳定在40岁上下。

        考虑放开二孩后的中性情况和悲观情况,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二孩生育意愿较乐观情况有较大幅度降低,但在中性和悲观情况下,劳动力占比和劳动力增速依然要比不放开二孩时高,人口年龄中位数也比不放开二孩时低。显然,放开二孩后,劳动力规模的增加和劳动力增速的提升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大的潜在空间,利好长期经济增长。

        在2031年之前,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还未覆盖到劳动力人群,因此,我们使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了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从而推断2015-2030年间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速,在2019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速达到短期的一个低点(-0.3%),2020年后劳动力增速持续下行,在2029年达到二孩政策起效前的最低点(-0.5%)。根据中国GDP增长对劳动人口变化的敏感系数进行推断,2019和2029年亦是GDP增速的两个阶段性拐点,2029年GDP增速下降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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